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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古代农学体系？

1、古代农学体系？

《周礼·东官考工记》：“天有时，四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，合此四者，然后可以为良。”中华先民认识自然、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，巧夺天工，创造出光华灿烂的物质文明。

中国“文明古国”之称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独步世界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作为标志的。早在大约公元前五六千年前，我国的黄河、长江流域就已出现农耕作业。到了西周时期，以农为主、以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。历来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，因此我国很早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学体系。

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。”此处“神农”之“神”，其意为“治理”，文献学家张舜徽因此将“神农”解释为“治田”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烈山泽而焚之。”大规模的开垦田地，首先需以燃烧之法除去杂草等物，所以“神农氏”又称“烈山氏”。“耜”，指尖锐状的木铲，“耒”则是木铲上端便于掌握的木把。

《管子·海王》：“耕者必有一耒，一耜，一铫。”铜、铁运用到农具上，木制的“耜”便成了金属制的“铫”，从工具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。秦汉以后．将耕地与播种两道工序一并完成的高效率工具“耧车”出现。耧车有牛牵引，车上既装备了耕地的犁，又装备盛种子的漏斗。随着耧车的前进，土地翻动，种子从漏斗中滑落入土。

从总体上看，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特点是循环利用，低能消耗；以种植业为主，多种经营，综合发展；用养结合，使地力常新；集约耕作，提高土地利用率。在培养农作物及家畜家禽良种、改良农具、兴修水利工程等方面，都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。

中国农业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色。土地为种植业之本，中华先民很早就注意到“土宜”对丰产的关键意义。成书于战国的《禹贡》，便区分各地土质为“黄壤”、“涂泥”、“海滨广斥”等诸种类型。《管子》更将九州土壤依肥沃程度定为上、中、下三级十八种，因土制宜，分别种植各类作物。区别土质，目的在改良土壤。

对于盐碱不毛之地，战国时代的人们已发明引水灌溉、洗去盐碱的改土良方。春秋时人们便区分土质，或作“不易之地”(连续耕作)，或作“一易之地”(耕一闲一)，或作“再易之地”(耕一闲二)。到了汉代，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赵过发明“代田法”，即田亩的垄沟与垄背每年互换位置，既充分发挥了地力，又使其获得周期性的恢复。“锄不厌数”，既除草，又保墒；水稻“烤田”，促使稻根向纵深发展；棉花整枝打杈，阻其疯长，以增加棉铃数量；合理施肥，“用粪如用药”等等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大、最早的果树原产地之一，北方的桃、李、柿、枣，南方的柑橘、荔枝等，都是传统名产。桃在我国已有三千年栽培历史，《诗经》中便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诗句，描绘桃树的繁茂。大约在汉代，桃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人伊朗，继而传到欧洲各国。

十九世纪后半期，日本、美国又从我国引种水蜜桃和蟠桃。柑橘类果树有许多种类，以甜橙、橘、柚和柠檬最重要。除柠檬外，其他三种均原产于我国。柑橘在我国生产历史十分久远，屈原的一曲《橘颂》，表明春秋战国时代柑橘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佳品。

在我国文化典籍中，专门的农书三百余种。其中，《汜胜之书》、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农书》、《农政全书》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，代表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所达到的水平。

《汜胜之书》是目前留传下来最早的农书。汜胜之在汉成帝时官拜议郎，曾在包括整个关中平原地区推广农业，教导种植小麦，许多热心于农业生产的人都前来向他请教，关中地区的农业因此取得了丰收。

正是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，汜胜之写成了农书十八篇，这就是《汜胜之书》。该书总结了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关中地区的耕作经验，提出了农业生产六环节理论，即及时耕作、改良和利用地力、施肥、灌溉、及时除草、及时收获六个环节，并对每一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的说明。

《齐民要术》是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的农书，作者是北魏的贾思勰，曾担任过青州高阳（今山东临淄县）太守。为了写成此书，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，而且亲自向老农请教，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学体系，并以实用为特点对农学类目做出了合理的划分。

《齐民要术》堪称是一部农业巨著，精辟透彻地论述了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生产关键的技术问题，规范了耕、耙、耱等基本耕作措施。对动植物养殖技术和农产品加工、酿造、烹调、贮藏也都有详细的论述。作为一部农学百科全书，《齐民要术》不仅奠定了我国农学发展的基础，在世界农业科学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。

历史上著名的农书有两个版本：

一是宋高宗时，世居扬州、靠种药治圃为生的全真派道徒陈旉写成的《农书》，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的农业技术与经营之书。

二是元代的王祯所著的《农书》。他曾在安徽、江西两地任过县尹，极为重视农业生产，搜罗了历代农书进行研究，并且经常注意观察各地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。

王祯的《农书》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经验，全面系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，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《农政全书》的作者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，他从小对农业技术就很有兴趣，在博取功名的漫长时间里，深感陆王心学祸国害民，因而竭力主张经世致用，后成为明末清初学术界实学思潮的一位有力推动者。

徐光启几度宦海沉浮，他利用在家守制、赋闲的时间，在北京、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，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试验。晚年辞官回家，潜心编写《农政全书》，至死方初步编就。全书共六十卷、五十多万字，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。

具体内容分为农本、田制、农事、水利、农器、树艺、蚕桑、种植、收养、制造和家政等项，不仅对我国古代的农学成就做了系统总结，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，受到同代和近代学者较高的评价：“引先生独得之言，则皆令人拍案叫绝。”（刘献廷：《广阳杂记》）

北魏时期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是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。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，其取材布局，为后世的农学著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依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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